目前，上特別是發達國家新建核電廠大都采用第三代技術，已運行的400余座二代或二代改進型核電機組將在未來的20年左右陸續退役。只有中國還在大量批準新上二代機組
近年來，我國核電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截至2010年底，國家已核準核電機組32臺，裝機容量 3486萬千瓦。其中，已開工25臺，裝機容量 2773萬千瓦。已運營和核準的核電機組達4393萬千瓦，超過國務院批準的2020年核電4000萬千瓦的裝機規模。而全國已完成核電廠址初步可行性研究，準備新上的核電項目總規模為2.26億千瓦。很多業內人士一方面為核電春天的到來歡欣鼓舞，另一方面也對現有的條件是否能支撐大規模核電建設表示了憂慮。
核電不同于其他的能源形式，對安全性的要求非常高。因此，核電發展越是在形勢好的時候，越是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僅要看到有利因素，還應當高度重視各種約束條件，量力而行，穩步推進。特別是在調整核電中長期規劃時，需要積極穩妥地制定建設規模，合理把握開工節奏，防止一些地方和企業不顧客觀條件，過多、過快開工核電項目。同時，應當堅決貫徹中央的戰略決策，堅持AP1000的技術路線，切實采取有效措施，緩解人才、裝備制造、核燃料等制約因素。加強核安全監管，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為核電健康穩步發展創造條件。
核電進入快速發展期
我國核電從上世紀70年代起步，目前已運營商用核電機組13臺，裝機容量1080萬千瓦。經過近四十年探索，我國在核電技術研發、工程設計、設備制造、工程建設、運營管理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培養了一大批具有較高業務水準和實踐經驗的技術與管理人才，為核電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2003年，全國核電建設工作會議提出，核電要統一組織領導，統一技術路線，引進*技術，加快自主化建設。“十一五”規劃提出“積極發展核電”的方針。為加強對核電建設的統一領導，成立國家核電自主化工作領導小組。
通過開展三代核電技術招標，我國決定從美國西屋公司引進AP1000核電技術、建設4臺核電機組。同時，成立國家核電技術公司，作為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平臺，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中國品牌的先進核電站。
近年來，我國核電呈現加快發展勢頭。三代核電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進展順利，大批核電項目開工建設，核電設備國產化率不斷提高。為了適應新的核電發展形勢，能源主管部門提出對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進行較大幅度調整，比剛剛執行4年的規劃目標翻了一番多。盡管如此，仍不能滿足地方和企業加快發展核電的要求。
例如，東中西部地區都提出要上核電，不少省份甚至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掛帥”抓核電項目，不斷向能源主管部門提出，希望將本省項目納入規劃，已經納入規劃的省份都要求提前開工。新上核電項目帶來的巨額投資可以拉動 GDP，但由于缺少足夠的實施條件，項目開工和運行后會帶來很多新問題，對此應當予以高度重視。
核電快速發展的制約因素
目前，我國在建和擬建核電項目的規模已經不小，人才、裝備制造、核燃料、運營維護、資金投入等方面的配套能力繃得很緊。如果按照現在的發展勢頭，在近期內過多過快上馬核電項目，有可能危及核電的長期健康發展。
過多上馬二代機型帶來長期風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核電發展經歷了三代技術。*代技術證明了核能發電技術上可行，第二代技術證明核電在經濟上可行。但蘇聯切爾諾貝利和美國三哩島核電站兩次重大核事故說明，二代核電站的設計低估了發生嚴重事故的可能性。90年代，美國和歐洲明確要求新建核電站必須在預防和緩解嚴重事故上滿足一定條件，上把這類核電站看作是第三代核電站，其嚴重事故概率比二代低100倍以上。
經過招標，我國選擇了美國西屋公司三代AP1000作為核電發展的技術路線。但是，由于AP1000*機組開工建設2年后，即2011年才能批量化發展，國內不少地方和企業為了快上核電項目，紛紛選擇了二代改進型。
這種機型缺乏預防類似切爾諾貝利和三哩島核電站嚴重事故的安全措施。目前，上特別是發達國家新建核電廠大都采用第三代技術，已運行的400余座二代或二代改進型核電機組將在未來的20年左右陸續退役。只有中國還在大量批準新上二代機組。
如果在現有9個二代機組廠址上繼續擴建同樣機型，二代機組將達到57臺5314萬千瓦，運行壽期達60年。假設這些機組到2020年全部建成，意味著它們要到2070～2080年才能退役。到那時，三代核電機型早已落后，具有固有安全特性的第四代核電機組已經普及，甚至第五代可控核聚變示范堆已經開始運行。而在這60～70年中，世界上只有中國仍有大量設計安全水平較低的二代核電機組在運行，安全風險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因此，批量建設二代機組應十分謹慎，規模不宜過大。應當積極破解制約我國核電健康穩步的瓶頸：
人才資源稀釋嚴重。核電建設需要大量高素質、有經驗、專業化的工程技術和管理人員。電站投入運營后，兩臺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需要800～1000人的隊伍，其中核相關專業需要約400人。近幾年，隨著大批新建核電項目開工，人才不斷稀釋，新人成長缺乏足夠的培訓和積累。
雖然全國已有一批高校開設核學科和核專業，但一個學生從大學畢業到成為合格的核工程技術人員，需要4～8年不等，而要培養起安全至上的價值觀，則需要更長的時間。與此同時，一批有經驗的技術和管理人才陸續退休，核電行業普遍出現人才資源短缺。今后幾年新上核電規模若超出人才供給能力，將為核電安全運行帶來隱患。
核電裝備制造水平不高。據核電裝備企業反映，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已擁有每年制造多套百萬千瓦核電機組裝備的能力。但實際情況是，由于產品質量不穩定，技術標準不統一，設備拖期現象十分嚴重，每年連完成一套百萬千瓦機組的成套裝備都很困難。我國現在的核電裝備企業以往主要制造常規電力設備，制造核級裝備時質量保證體系不夠健全，因為趕工期，導致質量問題屢有發生。
核安全監管能力需進一步強化。常規能源的安全責任主要在地方和企業，核安全責任則是在中央。中國已向社會承諾，承擔核安全的國家責任。但是我國核安全監督工作在機構設置、人才、經費、技術基礎等方面仍面臨不少困難。國外核電大國的經驗表明，平均每臺核電機組需要的監管人力約在30～40人。即使經過機構調整，我國核安全監管的總人數仍然不到1000人。而且，監管人員收入遠低于核電站工作人員，直接影響了隊伍穩定和人才的匯集。監管部門獨立性也不夠。特別是，我國至今沒有一部涉及核安全的基本法，更談不上核安全法律法規體系。
核燃料供應與后處理能力不足。核燃料循環工業包括前端（核燃料獲取、鈾濃縮、燃料元件加工制造）和后端（乏燃料的后處理、放射性廢物的處理與處置、鈾和钚的回收）。我國核電站建設偏快，前端、后端能力較弱，而且在短時間內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生產能力。目前，國內僅有一座乏燃料后處理中試廠，新的后處理廠何時建設還不確定。
行業投資風險加大。核電企業超出自身能力和配套條件，爭廠址、爭資源現象十分突出。核電融資規模大、投資回收期長。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到2020年核電需要新增投資規模1萬億元左右，這還不包括在建的未投產機組。核電項目對資本金要求高，主要核電企業在自有資金不足而又無法上市融資的情況下，將主要依靠高負債擴大投資規模。加上受制造能力的限制，可能出現項目拖期，將大幅增加企業的財務成本。目前我國核電建設還未進入高峰期，核電業主的資金鏈就已經繃得很緊，未來投資風險不可小視。
實事求是地制定核電發展目標
目前，有關部門正在研究調整未來十年的核電發展規劃。為確保核電穩步發展，規劃調整應統籌考慮核電發展規模與人才、燃料、制造等方面的關系，處理好速度與安全的關系，適當控制核電發展規模，合理把握開工節奏，促進核電裝機與相關產業的協調發展。對此，有以下幾點意見供有關方面參考：
其一，在調整核電中長期規劃時，核電發展目標不宜定得過高。經過這幾年發展，核電在建和核準項目規模已突破2006年制定的規劃。大多數核電業主和配套企業是按照裝機1億千瓦以上制定自身發展規劃。
為了防止一些地方和企業不顧客觀條件，過多、過快開工核電項目，國家應當通過規劃調整國內外各方面對未來的預期，將2020年的運行裝機容量控制在7000萬千瓦以下，加上在建機組，總規模控制在1億千瓦左右。在規劃期內，國家根據需要與可能，實事求是地安排建設規模和開工節奏，尤其要控制近期核電建設規模。
其二，在調整中長期規劃時，堅持AP1000的技術路線。核電發展應當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集中力量進行AP1000核電站自主建設，加快國家重大專項CAP1400的研發與示范工程建設進程。今后除已核準的二代改進型機組外，新上核電項目原則上應以三代AP1000系列機組為主。
其三，加強核電人才培養。進一步搞好人才規劃與核電發展規劃的銜接。加強對高校有關核專業辦學的統籌規劃，建立完整的核工程專業教育體系。鼓勵高校與核電企業合作培養核電人才，提高高校教育的針對性，縮短新人實際經驗積累的時間。
其四，打破裝備制造瓶頸制約。當前，國家應盡快制定發布三代AP1000和二代改進型機組的設備設計與制造技術標準。提升制造企業的設計和制造水平，穩定產品質量。在目前設計能力短時間內無法與制造企業相結合的情況下，應提倡聯合攻關，提高關鍵設備制造能力。
其五，提高核安全監管水平。國家核安全局應成為國務院直屬的實體局，使其成為具有性的獨立監管機構。完善核安全監管立法、強化安全管理職能、保持技術先進性。
其六，提高核燃料供應和后處理能力。深化核燃料體系改革，建立獨立的核燃料企業集團。加快實施燃料“走出去”戰略，力爭未來5～10年，在鈾資源開發、鈾濃縮、燃料元件制造和乏燃料后處理等關鍵環節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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